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作客某论坛时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北大教授张维迎几个月前在一次演讲中称高校收费太低，所以穷人上不起学。他解释说，“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茅先生的观点以及逻辑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建基于——提高学费就能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亦即张教授所说的富人)补贴穷人所需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这一理想假设之上。

　　而茅先生论证的核心数据，也有权威出处的支撑：教育部2004年8月31日发布的《关于我国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情况与资助政策措施》中称，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20%。

　　问题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网曾进行了一项题为“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的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上大学所需要支出的费用高于公众的承受力。一旦提高学费，那些现阶段还勉强能应付学费开支的家庭，不是也将加入这个“经济困难”的行列吗？而这个数额，又会是如何的庞大呢？

　　而要产生张教授和茅老先生所构想的结果，即让政府开绿灯授权学校收取高价学费，而富人也愿意付，然后学校又自动自觉地把收到的学费大部分用来资助贫穷学生，而不是自己乱用，并不是只要政府开绿灯就能做到的。必然会遭遇到现实操作环节上的问题，即如何保证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发放的公平合理性，避免穷人在补贴富人的马太效应。

　　这种现实语境，正是他们的构想遭遇群情汹涌的原因。经济学分析遵循的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模式，它是关于“是什么”的分析，而不是“应该是什么”的分析。这就决定了经济人不能感情用事，在某种程度上更要抽离现实。而对于深深体认到现实生活境况以及现行资助穷学生的政策不如人意的公众来说，只会觉得他说的话没有现实说服力，甚至会认为这个人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要打通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区隔，早有经济学者指出一个办法，就是让民间自由办学。只有解决学校向谁负责这一教育体制最根本的问题，让办学者之间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学校是面向学生、家长和用人企业的，而不是面对拨款的教育官员。贫穷学生所负担的学费才会降低。而笔者也祈望，这才是茅老一番明显与民意相悖离的言论的真正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