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群体：来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对于黑社会老大，本间并不放在心上，但最让本间痛心的是作为利益方的中介机构的阻力。

　　去年上半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研修生维权事件：在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劳动组合的努力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但在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就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

　　原来，她们的派遣公司靖江公司将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违约金。法院最终维护了女工们的权利，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赔偿20万的诉讼请求。

　　“这几个女工终于拿回了她们的钱，但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在我们的帮助下，研修生拿回了钱但她才回到国内就会被派遣公司的人堵下来，强制把她们的钱拿走。有的研修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把钱寄回家里，但是这些派遣公司会不断地来到她们家中威胁着要告她们之类的。”本间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只有黑社会这个最后的办法了，他们就转向让中国的派遣公司来出手，签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条款中设置保证金一项，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就颁布了法律规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证金，但实际上还是在收取。一般保证金在3万元人民币，我听过最高的一个保证金是18万元。除了保证金还要有3个保证人，其中两个还要是公务员。”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给研修生一个月11.4万日元的工资和800日元一个小时的加班费，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将走向破产，因为这些企业目前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人工费，但如果加班费控制在一个小时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亏不赚。

　　但是大量的成本都花在了双方的中介公司上，“中介公司宁愿专门派一个人到日本来，来管理研修生，解决研修生的不满情绪，让他们不要闹事，扮演着监工的角色。但你想一想，一两个人长期驻守日本，这个花费和成本又要多少？这些钱还不如花在提高工资上。”在本间看来，中介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提上日程的改革：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目前，有8000名工人会员的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里只有181名中国研修生会员。本间告诉记者，在日本的劳动组合中有许多外国人，比如日籍的巴西人，但中国的人很少。

　　本间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研修生问题仍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随着中介公司的无序竞争，在他们彼此压价中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中国四处借钱交纳了高额保证金的研修生有着巨大的赚钱压力，但研修生目前的收入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在1993年~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期，5万日元差不多可以换5000元人民币。但现在随着人民币的升值，5万日元只能换3000多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一个成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资。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日本将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25年，日本要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缺300万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无疑不可能再沿用目前的研修生制度进行解决。

　　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其核心是废除不适合现有劳动法令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外国人实习制度。

　　厚生劳动省提出的修正方案内容包括：废除为期1年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可适用于《劳动基准法》及《最低工资法》等劳动法的为期3年实习制度；实习结束时让实习生们接受技能评估考试，并在可正常开展工作的条件下，允许实习生延长至5年；如果是不经过中介机构，由劳务管理严格的大企业直接雇佣的话，允许再实习2年，而且是3年的实习结束后，回国一次然后再来日本实习。厚生劳动省表示力争在2009年向国会提出该法案。

　　然而，经济产业省提出的报告书则希望维持现有的“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度”，适当强化现有的规制及指导方针，与厚生劳动省修正案相对立，改革的前路仍然阻力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