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溯源：日本的血汗工厂问题

　　研修生是日本特殊制度下产生的特殊外来劳工。

　　中日友好协会的冈崎温见证了那个年代，他是最早引入中国研修生的人。他告诉记者，名古屋与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在1980年，当时江苏省提出来想要到日本学习种甜瓜，于是在中日友好协会的运作下，江苏省外办派了6个农业研修生来到爱知县学习，这6个人可以算是最早的研修生，而他们当时都是省级机关或者农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冈崎记得当时的组长后来还官至江苏省副省长。

　　然而在东京大都会电视台的评论员莫邦富看来，所谓的研修生制度反映的是日本一方面不想承担开放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义务，一方面又想得到廉价劳动力的事实。“日本研修生问题就相当于国内的血汗工厂问题。”

　　日本的研修生，大部分来自中国。据统计，目前在日的中国研修生近10万，约占总数的80%，主要分布在纤维制造、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中小企业。

　　“岐阜县是日本传统的纺织基地，当年很多女工从全国各地来岐阜工作，可以说是写就了一部日本女工的兴衰悲哀史。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人力、土地等成本不断上升，日本的成衣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岐阜县是目前日本唯一保留了纺织业的地方，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研修生的支撑。”本间告诉记者。

　　中国女工：平均被克扣300万日元

　　周惠萍工作的大五株式会社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工厂的构成就是一个老板、两个日本管理人员，再加上来自中国的9个研修生。周惠萍她们都来自江苏南通，她们的工作职责是把海外来的衣服熨好叠起来装袋。

　　出国前，周惠萍同国内的中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她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合同的规定很细，周惠萍只大概记得：“未经准许，不准私自外出；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等等。”

　　合同中规定了工资：第一年是每个月5万日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是5.5万日元，加班费300到400日元/每小时。周惠萍她们并不知道，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月11.4万日元，加班费是一小时800日元。

　　虽然来了日本两年半了，但周惠萍从来没有单独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离工厂不过二十分钟的名古屋市区。偶尔的几次外出办事总是由老板亲自接送，她们知道这是老板怕她们跑了。

　　随着今年最新一批的女工前来，带来了网络最新的消息，她们就有了买一台二手电脑上网和家里人联系的念头。但老板的答复很明确，安装不了。周惠萍的心里很明白，这是老板怕她们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日本研修生的一系列状况和信息知道得太多。正如她们不可能拥有中文报刊等读物一样，她们是肯定不可能拥有网络的。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对研修生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们一整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比较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月加班超过160小时。为了防止研修生逃跑，他们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被收回去进行强制性存款，他们没有存单也没有护照。

　　“如果按照三年计算下来的话，每一个中国研修生大约有300万日元左右的钱是法律规定应得而未得的。”本间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一个月大约要处理20单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讨回工资的一单也没有，有的全部讨回来，有的讨回来一半。”本间对这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政府机构方面，还是舆论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边的。”所以这些中小企业主最后的方法就是请黑社会老大来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话，他们是打不赢的。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