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已在南昌的人防工地工作两年多，每天用一辆双轮车，推车运沙、运水泥，有时也写一些宣传标语、广播稿件和填写报表之类。当时，我早过了“小青年”和单身汉的时代，已结婚成家，面对清苦拮据的生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记得在那个年代，我还能享受到每天3角钱的人防津贴，倒也心甘情愿地埋头做事了。

　　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央有新政策，国家要恢复高考。你是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有资格去报考。你应该走这条路，去考大学。”我听后，心中一阵激动，又是一阵难受。“文化大革命”一纸“停课闹革命”，彻底击碎了我的高考梦。下班后，我们同届的老校友兴奋地坐在当时的省博物馆门口，踌躇满志地谈了很久很久，仿佛回到1966年夏季，我们全力准备高考的难忘岁月，竟忘却了自己都已是为人夫、为人父的老青年。

　　对我参加高考一事，身为普通干部职工的父母给予全力支持，妻子也动员和鼓励我去搏一搏。她说：“改变你的命运就是改变我们家庭的命运！”是父母妻儿给了我动力，是小平同志给了我机会。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读书成绩上，还我一个本来的李国安！

　　我不负众望，以全市前30名的文科成绩进入江西大学中文系。特别难忘的是，我以当年南昌三中俄语课代表的功底，夺得全市乃至全省俄语第一高分。这使我想起我的恩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过前苏联专家翻译，现已双目失明的大学退休教师杨笠先生。

　　大学毕业后，我先当中学教师，后进机关工作。虽然平平淡淡，倒也孜孜不倦，没有耀眼的业绩，只有在平凡岗位上获得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授予的党史工作20年“荣誉证书”以及一大沓“获奖证书”。

　　其实，高考改变人生轨迹者非我一人。南昌三中老三届的老校友参加高考者，几乎全部金榜题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陆续成为社会各界的精英和骨干，活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舞台上，为加快富民兴赣、实现江西崛起新跨越作贡献。